岭南文学追求中的文化内涵
 
2006-05-12
 

       

        在确认对当代岭南文学进行研究的文化视界时,文学与文化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既呈现出文学的追求,也反映出文化内涵的丰富与变化。对这一过程的把握与确认,更突出了两者彼此之间建构的价值与意义,亦即经由对岭南文学的研究,更好地把握岭南文化的本质。所以,才有了这样一种结论:“一种文学,之所以可以区分为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关键在于其不同的民族风格,而决定这种民族风格的关键,则在于不同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学正是以自己民族独具的文化精神为灵魂,为内在的生命。”①
        作为岭南文学的艺术追求,除了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左右,必然有自成一体的坐标与支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立场和文化选择。一是在价值观上,岭南文化的道儒兼容、为我所用的精神,反映在文学上,就具有一种开敞和通达的意识观念。既不唯尊唯大,也不唯王权主流是举,推崇一种兴利除弊、为我所用的实用哲学,在价值判断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二是在审美观上,秉承了传统文化的推崇自然本色,重视形神兼具,着力于意境与意象的营造。岭南文学的审美意识更倾向于对灵活、生动的境界的追求,而这又与岭南文化的风格一脉相通。三是在接受与创造体系上,岭南文化呈现的格局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对于岭南文学来说,最大的要义不是去追问以及审视一个古老的命题,而是去追踪生活流变的步子,文学的活力与生命力就在这种动态与新奇之中,在这种接纳与尝试之中,在这种开掘与创新之中。这样的文学建构是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模式的,而正是在这里,岭南文学发现并开始确认了自我安身立命的支点,确认了自我发现与完善的起点和走向。由是,在岭南的文学追求中,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文化内涵,也就有了不同的艺术收获和诗学归结。

        一、平民姿态:收放有序的生活方式

        岭南文学,以当代有定评的小说为例,之所以在其文学表达与艺术呈现上,会有一种独树一帜的艺术风采,是岭南文化的作用使然,也是文学介入生活的姿态使然。如果说作品传达出来的岭南的风貌时俗,还仅是岭南文学的表层气象,那么,开掘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人文精神,建构神貌毕肖的人物画廊,则无疑是岭南文学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深层传达。
        一方面,岭南文学的价值倾向以平民姿态展示,根本的驱动是源自岭南的文化觉醒,由此促动了文学的自我意识。在这种意识下的文化想象,成全了对自我的文学身份的确认,也就是以平民立场、平民意识,以及平民的生存方式,而为岭南文学立言。它消解了更多主流文化的政治元素,回归到岭南生活的真实中去,回归到朴素的自然化的社会观中去,平民姿态建构了岭南文学最为厚实的文化内涵。例如,欧阳山《三家巷》里的人物群像,陈残云《香飘四季》那些生猛灵活务实开通的农民,杨万翔《镇海楼传奇》那些活色生香的前朝市民,邹月照《告别残冬》的新时期形象,不同的时世背景下,岭南的人文风采依然成了作品敷设的底色。同时,也为对岭南文化功效的确认提供了艺术的佐证。
        另一方面,岭南文学中的平民化文化内涵,从生存选择到文学选择,显然是作为本土文化中世界观的朴实流露,它带来了面对命运和现实的达观的心态,以及思考和应对人生的张力。这里有的是不断流动变化着的负重的营生,是琐碎的日常,是社会变迁对普通人生的影响,是乐天知命的心态和胼手胝足的奋斗意识,文学关注的焦点聚集在这里,便是一幅幅布衣图、众生图,构成了生存过往的斑斓画卷。从《镇海楼传奇》的馥兰、素素、邓坤、毅勇、何迪,到《虾球传》的虾球,《三家巷》的周氏三兄弟、区氏姐妹,到《香飘四季》的火照、凤英,这些平民的人物群像所演绎的平民姿态,是经由各自收放有序的生活方式传达的,真实、生动,虽不轰轰烈烈,却是活色生香,虽不大悲大悯,倒也推波逐浪,灵动生猛。这既是它的特色之处,也是其淡泊蕴藉之所在,它使得生活的展开与文学的展开顺乎自然,而非人为营造的,从而呈现的不是戏剧性的,而是自然化的状态。
        再一方面,这种以平民心态作为文化品格的文学追求,成全了岭南文学的自身特色,活画出一幅幅粤人嘴脸,闲适散淡,务实达观,进取求变,乐天知命,情性的轮廓虽不那么清晰分明,犹如水色淋漓下的勾勒,而人物特性所留下的印象却是异常分明的。借助这种人格的显现使岭南文化风情得到了最生动的传达,于是,许火照、虾球、周炳、区桃等便成了粤人的一种象征、一种形象的指代。在这些人物身上,可以析出一些岭南文化的神韵,以及粤人情性的本质,“一方水土一方人情”便有了最生动的艺术佐证。

        二、现实观照:对真相的开启与把握

        当岭南文化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开始具有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独立意识与接受立场,可以这么说,近代以来,岭南文化自身的文化自由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与此相对应,岭南文学形成自身的独立形态,也经历了一个蜕变、探索与确认的过程,形成了以流变为轴心的发展规律,善于吸纳新的文学元素,善于让变化的生活在文学中有新的展示,便成了岭南文学对现实观照的特征,致力的不是对生存奥秘的探索与挖掘,而是对现实真相的开启与把握。不妨从四个方面来见证其文化内涵:
        第一,从岭南文学的叙事本质着眼。一方面,作家所承接的文化资源直接影响着其心灵的倾向与认同,影响着创作状态的独立与自由,并直接关乎着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的深度与水准。当一部作品要成为具体的民族与社会生活的反映,就“必须要揭示出这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深层文化精神,显现出这一具体生活的民族或阶层特质。要达到这一点,作家主体是否进入了社会文化深处,是否对这一时代生活和文化有深入的体味和思考,是非常关键的前提。”②另一方面,作家的文化归属以何为依归、根自何处为源引,与其所成长的文化背景、所汲取养分的文化基础、生活经历所展开的文化道路,以及自身的文化颖悟力与超越性,都是密切相关联的。
        正因如此,岭南文学的叙事本质便是以岭南之根为依归的文化属性,既作为岭南文学的立足点,也作为其艺术可能性展开的坐标。从欧阳山粤味浓郁的小说,到陈残云水乡色味淋漓的小说,从何卓琼的粤式做派,到陈国凯的前沿生活实录,从洪三泰的新岭南画轴,到邹月照的改革开放存照,这些对岭南生猛鲜活人生的艺术再现,既是植根于小说主体视角的文化倾向,也是以地域属性作为塑造艺术对象的前提,写出本地这种流变的、庞杂的、多元的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与复杂性,在作品中真切地表达了岭南的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如此对现实的观照,使得岭南文学的文化表达已经进入了生活与文化的深处,进入了对“根”的深层反映,有力地促成了岭南文学对自身的文化品格与文学想象的建构。
        第二,从岭南文学的文化生态着眼。岭南文学的发展进程相对比较平稳,相对没有经历裂变的阵痛与转型的危机,也就是说岭南文学的实验性相对平淡,没有急不可耐地去练习舶来的概念与技艺,而是以务实的态度与实在的精神,既不故弄玄虚,亦不哗众取宠,一如既往地以平民的姿态、以现实观照的立场去反映生活,而且是更为热切与贴近地反映生活。如陈国凯的《大风起兮》,在改革之风面前,迎风而立的岭南人的精神面貌;如邹月照的《告别残冬》,在新旧的生活秩序的废立之际,新的人伦规范也是随之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希望就在变动中;如洪三泰的《都市三部曲》,大潮之下,该沉沦的沉沦,该奋起的奋起,人不停地往前走,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第三,从主体视角与表达角度着眼。以岭南文化作为文化养分与创作源泉的作家,其作品呈现出一种相同的特征,如平民化的立场,对现实观照的态度,大众化的风格。黄谷柳的《虾球传》通过对虾球那一层面的平民百姓的刻画,来树立庸常平淡却又不乏亮色的人物形象。欧阳山的《三家巷》通过对广州生活风情的传神描写,传达了浓郁盎然的岭南风味,让人难以忘怀。杨万翔的《镇海楼传奇》更是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把市井俚俗的人生情态作了有滋有味的还原。大体而言,岭南小说的取材与聚焦,源自真实与常态的审美倾向,一以贯之的是平民化的立场,对准的是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是粤人禀性,是俚俗风情,使对现实人生的观照更为真实、更为传神、更为充分与大众化。
        第四,从流变的生存态度着眼。岭南文学的现实主义态度,是以南粤的现实人生为立足点,常常是从文化的范畴,自觉与不自觉地以岭南文化的价值标准为尺度,来进行评判与反映的,风格更为平和散淡、务实进取。岭南小说的总体风格都是蕴藉素淡、生趣盎然的,而非沉郁、顿挫,深蕴着爆发力,它对流变的现实寄予希望,竭力去把握的是变动中生存的潜力,所以,它的文学显现就有了更为中庸平和的审美情态,与主流文学的厚重感、那种人生命题总是充满了张力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岭南文学所呈现出来的宽厚与包容,是与其文化属性的特征相一致的,从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岭南文化的本质作出了回应,使得岭南文学浓郁的地域特性与鲜活的生命力得到了彰显与延伸。

        三、生存的人本意识:别一种审视

        岭南文学的独特性,既表现在它的地域风情,更表现在这种人文景观之上营造出来的文学格调与审美氛围。首先,它是风情兼风俗的,举证论述的岭南小说代表作,总是通过对生活图景与人物情态的描述与渲染,来传达别具韵味的岭南文化色彩、自然风貌、世相风情、人心向背等等,使得岭南文化在生存前景与生存方式上的独擅其长有了一种艺术化的真实的表达。《虾球传》所涉笔的萝岗香雪、增城糯米糍荔枝,第一部《春风秋雨》写香港图景,第二部《白云珠海》,对广州、黄埔、沙溪、珠江一一作了描述,第三部《山长水远》是广东版图的追述,至此,南粤的地貌人事便已自成轮廓了。这样的特色风情似乎是独此一家、难以置换的。其次,它是抒情的,又是简约写意的。岭南的小说善于用不沾不滞的笔墨开阖铺陈,不是缠绵深究反复增叠的,而是与岭南的文化风尚一致,笔触行云流水、率性而为,且又情通自然、睿智灵动。人物的写意化倾向如同是岭南画派技法的文学实践,不是精描细刻、浓墨重彩,而是意在传神,用心在不经意间勾勒。《三家巷》里的人物群像,尤其是区桃的着笔,显见了一种细腻而悠长的功力,雾里观花,月移云随,意领神会中已是最为淋漓尽致的抒写了。
        有了这种自成一体的铺垫与基础,岭南文学便更容易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空、自身的艺术世界。这种文学选择———即对生存的人本意识的重视,开启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形成了岭南文学的别一种审视。它超越了文学的使命要义,超越了英雄的主题,它要面对以及反映的是常态的众生,它塑造的人物都是生活情态中的真实的人,而非文学要义中概念化或使命化的人,它实践了岭南文学对自身的文化内涵的本原开掘。本文尝试从两个层面来检索它的文学收获。
        一方面,关于生存的要义———世俗化倾向。岭南文学的世俗情怀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世俗化取向,它是在岭南文化的语境之下,来关注与追踪民生民情;它有着适度的忧患意识,只不过这种适度的忧患意识不是通过博大的情怀来彰扬,而是潜行在对生活的热切追踪中;它没有承担更多形而上的负重,只是对生活的流变与人性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表达。正是这种不一样,使得岭南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有了自身的特点,正所谓“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按照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的:“中国文化以儒道为主脉,其哲学观与人生观基本上都是世俗的,即立足于世俗人生建立其宇宙观和本体论,而非总是以彼岸世界为参照,设计宇宙与人生图景。”{3}岭南历来是边缘的化外之地,生存处境与文化境况使岭南文化的建构从一开始就是“重实际而黜玄想”,务实趋利、生存发展早已成为了其文化核心,很少生发那种超出实际生活之外的欲求与愿望,这必然影响并左右着岭南的文学表达,影响了它的侧重与倾向。
        阐释岭南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时,把黄谷柳的《虾球传》与杨万翔的《镇海楼传奇》摆放在一起,在粤人脸相与风情风味的传达中,会有一种近景与远景的论述效果。一个是从生活真实反映的角度,一个是从搜奇猎胜的角度,来反映岭南的生活物候风情。两部小说从不同的视角与层面,通过对人与社会的具象描述,直接地展示了所谓的地域情感与生存真相,来实现文学的世俗化认同与小说形象的审美功能,来补充、显示甚至是强化岭南文学没有置评、可说是亦没有理论定位的叙述策略以及承传的小说风格,各自以自身的实践来成熟并发展着岭南小说创作的规范化与表达形式的多样化,间接地促成了岭南文坛的富于多元与创新、富于潜力与可能的格局。
        另一方面,关于人本意识———独立与超越。岭南的边缘处境与流变的文化境遇,由来已久有着非常强烈的审时度势意识,这不仅关乎生存,亦已沉淀为一种显要的文化意识,在岭南文学有意无意地追求自身的文化内涵时,这种生存意识不仅被视作是文学审视生活的人本意识,而且被定位为文化的传达形态———也就是关于独立与超越的实际效应。
       《三家巷》作为一个示范性的文本,是以世俗生活作为一种手段,去反映时风势雨下的民生,突破性地将世俗情怀与忧患意识进行了有机的统一,使中国文学历来的传统承传中这两者的二元对立和谐地关联在一起,成为切入生活的两个立面,从而使忧患意识这个只有在中国文化传统语境中才能得到精确界定的概念,在岭南文化的文学再现中亦有了实际性的归属。由是,该小说呈现了分明的两重性,一重是有着浓厚的世俗关怀,岭南的民居风情、风俗习惯都有着活色生香的再现,二重是有着平民化的忧患意识,善于借助时世动荡,如罢工风潮、北伐战事、军阀混战、学运工运等,来表达一介民生强烈的担忧之情。
        独立于风情风俗之内,有自成一体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岭南有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不多,然而,代际作家的链状结构,始终如一对本土文化的关注与充满深情的传达,足以构成岭南文学的文化见证。《大风起兮》被誉为与《三家巷》、《香飘四季》一道,代表了建国以来当代岭南文学的三个里程碑。这是一部在岭南热土展开的宏大的叙事,作为以现实为经、以历史为纬的叙述策略。该小说重写决策高层丈量世界,巧写弄潮儿规划神州地图,大写改革家割袍断袖一创新天,而岭南的风土人情,岭南的文化气息与文化氛围,则在其中浸润流转。小说没有辜负不断变化新进的生活的馈赠,没有辜负岭南的风情物事,既深入到改革开放的各个层面,又融入到社会日常的方方面面,通过表现鲜活生猛的生活、人物的风神姿态,触及从经济、政治到文化,从社会体制、生活方式到人的观念、情感的矛盾冲突及其更新嬗变。这意味着,岭南文学在新的文化内质与新的生活的洗礼下,开始着意于刷新自身的价值体系与美学含蕴。

        四、似水流年的情爱观:现实态度与文学态度

        关注与透视岭南文学的情爱观,不仅可以显现其文化的特性,显现此在的生存态度,而且也从中反映出对此表达与再现的文学态度。岭南文学聚焦情爱领域的时候,不仅充满了岭南气息与风情,而且突显出一个鲜明而又异常独特的要点:亦即情爱关系与人生态度相关联的中庸平婉的色彩。与主流文学极致与深入的爱情相比较,岭南文学这一放达且平和的爱情表现的独特更为明显。
        第一,岭南文学的情爱观反映了文学对人的觉醒与个体存在的关注。早在20世纪“革命”气息甚浓的50年代,欧阳山的《三家巷》就大胆进入了人物的情爱天地,活灵活现了具有浓郁岭南风采的爱情风貌,并成为小说挥洒其艺术感染力的关键所在。它不仅作为岭南民情风俗的指认,更是作为岭南人的情爱画廊与文化人格的见证,它几近为岭南文学的艺术化想象设定了一个基调,既完善着对岭南文学的期待,亦完善着对岭南文学的认同。在小说里,他通过关注人的存在进而去关注人的感情,周家兄弟、胡家姐妹、震南村人,特别是超凡脱俗的区桃与身世坎坷的胡杏。他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中去,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深处,从每一个人,从庸常零碎的日常生活写起。周家与陈家的爱情纠葛,有周炳与文婷空泛的浪漫,有周榕与陈文娣盲目的效仿,有周泉与陈文雄的温情面纱下的真相,作家通过对情爱的捕捉,写尽了每个人物的真实面孔,以及在情爱的人生路上对自己的认知与把握。
        第二,关于历史感:情爱的天空。对于岭南,文学作品里的情爱内容,更多地透视着文化的色调与内涵,更多的不是指向欲念的释放与宣泄,而是借此写出一种历史感,写出人物发展成熟的真相,写出流水东逝的日子。情爱是一种经历而不是生存的尺度,或者说是最终追求的东西。在《三家巷》里,对情爱经历的描写就透露着强烈的无奈与伤感,周炳与区桃昙花一现的爱情,其恒久性更多的是在追忆中,而非在现实里;现实如周泉与陈文雄的婚姻,虽也是自由结合的,然而,在看似郎才女貌的般配中,却又被功利划出了一道无法弥合的缝隙。这样的着墨,应合着岭南文化务实求变的人生态度,似水流年,人生如昨,情爱对于人生的意义,虽伤怀也还自适,没有大悲大恸的震撼,有的只是和风细雨的润泽。也许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营造出一种审美的极致,却给人生进程打上了一个印记。倒是《大风起兮》网开一面,给阿笑与杨飞翔的关系复原了一些欲望的本能,源于情欲而非源于感情的关系,也有另一种审美的生气,也激活了现实人生在作品中再现的可能性。
        第三,展示内心,作为一种审美策略。爱情作为一种生命力的表现,情爱观作为一种人生意识,如何借助文化的内涵来理解人物、写活人物,创作的意义,就在于是否找到一种更为熨帖的方法,一种渗透着文化意识的多角度观察与认识生活的方法,一种适合于作家的取向且又有审美发现的方法。欧阳山的《三家巷》就是从岭南文化的角度,来实现对于情爱观的张扬,从笔下的男女关系去抒写时世的变迁与人心的流变。陈国凯的《大风起兮》,更多的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甚至是从人物塑造需要的角度,来写情爱,来写生活对内心天地构成的冲击,所以,上海来的张沪生到了岭南,在生活与爱情面前,才有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放达,没有这方水土,也孕育不出这等拿得起放得下的胸襟。
        这样的一种展示方式,传达给阅读的审美意识更多的是关于文化的信息,引发阅读思考的是这种经由情爱观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价值所在。首先,岭南文学写出了岭南地区情爱关系中水到渠成的、重情与非重欲的状态。受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岭南文化由来已久有着种种传统范式的因循,生命的本能欲望被发乎情止乎礼的诗情画意所代替,《三家巷》里的周炳与区桃独处一室,也不过是让浪漫的臆想推揉着时间流逝,《香飘四季》里的水生虽对凤英倾慕已久,自发的情愫却是交由所谓匹配的常规去抉择,情起情灭悄然了断。其次,岭南文学表现的两性关系充满着含蓄和婉约的色彩,言有尽而意不穷,绵绵情意尽在不言中,流淌着抒情的气息。《香飘四季》月色下的河涌情话,就是让人过目难忘的岭南浓情蜜意图,水生给阿秀的一双袜子就是一份定情的信物,质朴的浪漫与风情溢于字里行间。再者,岭南文学的情爱内容往往夹杂着勇敢与妥协的双重矛盾,大胆地追求情爱的幸福,却又妥协于现实的压力,既有质朴的缎子一般细腻的浪漫,也有着无奈的逃避的务实,在情爱面前,似乎日子比爱欲更不可逾越。
        第四,文学中的文化态度:情感把握的感性与理性。岭南文化的兼容并蓄,既有开放超前的一面,又有中庸妥协的一面。所以,岭南文学的情感状况更为复杂、更为多样化,情感流露中的感性化与理性化此起彼伏,情感的波动与理性的思考交缠一起,常常构成了一种面对与超越的两难。《三家巷》的周炳形象,为什么一直具有恒久的艺术感染力,正是在他身上有着单纯与复杂的和谐、感伤与振奋的融汇,这个人物是立体的,故可以激发持不同审美态度的人的共鸣。
        文学不是导向“矫情的寂灭”,而是导向豁达与平和的人生,亦即这种有着典型岭南特征的文化心态。世俗情怀可以上升到情感本体的高度,然而,现实生活却难以被提升到生命本体的高度,这是岭南文学对人的觉醒与个体的关注所收获的真相,也可以说是岭南文学内涵的一种真相,既表现在小说的内在精神上,也表现在外在形式上。
 
        五、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含蓄中庸的人生情态

        作为文学表达的一种境界,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一方面是作为文学表达的一种境界,另一方面亦是作为一种文化理想,而在作品里达到朴素而又本原的契合。在杨万翔的《镇海楼传奇》里,钦差永嘉侯父子朱亮祖与朱暹,在复杂多变的性格背后,言行上也有着这么一种发奋进取的神韵,和命官打交道,与丐帮市民打交道,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想方设法也要建成镇海楼,“做个目空千古之人,也教广州城变成浑然一体”。时移世易,质文代变。陈国凯全景式反映特区改革开放历程的《大风起兮》,这种奋发图强的人格理想,更是得到了豪气的张扬,这种愿望没有年龄差异,也没有水土差异,只要是置身于岭南这块热土,无论是方辛、罗一民,还是张沪生、吕胜利,这是一种人文理想的感染,确切地说就是文化理想的感染。作为岭南文化的内涵,它给文学的表达营造出一种境界,虽不是大气磅礴,却也是生气沛然、活力四溅的。
        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在艺术地展示时,侧重是在其生命力的定位,而不是在表现方式的张扬。这个分界,是岭南文学自我区别的一个标志。以庸常生活,以世俗化为基准,这样的人生是平淡却是真切的,这样的人物是亲和的更是可触可碰的。所以,天人合一作为岭南文化的精髓,在岭南文学里,一方面,是作为一种追求而被赋予美学意义的,亦即作为贴近尘世的理想追求,通过关注俚俗人生,关注在现实中存在的生存形态,从展示岭南文化的角度,来实现对于岭南文化价值观念的一种张扬,从而去寻找以及完善岭南作家所致力再现的理想人格。另一方面,天一合人的文化理想,在岭南文学里是作为对人格的一种切实守望,倾注了作家对文化发展走向的关注与追踪,并视之为确立个人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之间和谐统一的坐标,寄托了富于地域性的文化情怀。在《大风起兮》里的杨飞翔,也许只有在岭南文化这种特殊而又宽松的氛围里,他的复杂而又多样的禀性才会被擦亮出一种光彩。他能干,却不崇高,他拈花惹草,却并不游戏人生。在小说里,他为工业区的开发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随心所欲灵活精干或许会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评定。又如小说中的女性阿笑,敢爱敢恨无拘无束的个性也许与常规礼教有悖,更有一种时尚色彩,然而正是这么一个人,被描绘得个性坚强,绝不委琐轻贱,为小说的人物画廊添加了生动多彩的一例。禀心禀性为人做事,做想做的,付出值得付出的,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在各种层面的人物身上,都闪烁着这种理想化的且又极具个性特质的人格色彩,每一个独特的“这一个”,都在诠释着岭南文学一种新的人格理念,并带来一种新的文学显现。(梁凤莲)

(载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第16卷第3卷) 

参考文献:
①汤学智:《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③张卫中:《新时期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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