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中国姿态
 
2006-06-29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大约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学术研究思潮,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传统的充满精英意识的文学研究,例如阿诺德和利维斯就是经常被提及的源头人物。后来随着伯明翰学派的崛起,文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扩张力的话语模式并且促使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向。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等多学科视角的思想观照。在考察对象方面,文化研究已经大大超越传统的文学概念而主要关注我们通常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那些作品与现象,例如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影视和娱乐等等。于是,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文学家变成万能理论家;或者,文学研究者参与各种社会问题的评论,使文学家成为万能社会问题评论家”①。此外,在文化态度方面,文化研究则表现出颇为复杂的批判姿态。这其中既包括阿诺德、利维斯等保守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激进主义的对于大众文化的敌视,也包括伯明翰学派等学人对于精英文化的批判从而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维护。有学者强调说:“文化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批判”,“揭露自我想象的虚假性,尤其是揭露那些与现存统治紧密结合的自我想象(身份建构)的虚假性,乃是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②。不难想见,文化研究的出现是与商品化、世俗化的全球化进程密切关联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被介绍进中国,立即在学术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界产生了相当广泛而热烈的响应。诸多的文学批评工作者纷纷模拟文化研究的学术姿态转向文化批评,连篇累牍的文化批评写作构成了蔚然壮观的文学批评新气象。批评家向世人宣告:“在全球化的时代,面对文学研究日益萎缩的局面,我们应当弘扬一种新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就其当代形态而言,西方的各种文化研究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进行多种阐释的可能性资源,并且作为我们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工具。”③他们相信:“文学研究者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益的。文学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各种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一些相关学科进行研究,会加深对文学性质、文学的存在条件,以及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的认识。”④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不过,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前用来形容中国文论界的一个最流行词汇偏偏却叫做“失语”。所以,我认为文化研究的中国命运实际是提供了一种“症候式阅读”的典型文本,认真解读,可以看到隐含在话语喧哗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及其从业者令人深省的文化姿态。
        我曾这样描述中国文学批评的当代造型:“20年来,中国文艺批评写作通过进口的文化资源,从弗洛伊德到后现代主义,从‘三论’到解构主义,乃至目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理论,‘城头变幻大王旗’,迅疾地走完了西方社会的百年文化历程。粗粗统计,各种话语模式不下数十种之多。中国文艺批评写作也就在各种话语模式的模仿与操演中行色匆匆地度过了20年光阴岁月。时至今日,似乎还看不到中国的赛义德中国的巴赫金或者中国的斯皮瓦克问世的迹象。”⑤我这样说,并非拒绝思想开放的保守主义诉求,乃是针对中国文论界始终未能摆脱浮躁之风与引进的消化不良顽症而言。总之,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进程,用鲁迅的话,就是一个“拿来主义”的过程,用民间寓言,就是一个熊掰包米的过程,中国学者的智慧精力大量地消耗在走马灯般的西方话语转述过程之中,此外便是削足适履地寻求相关的中国印证,以至于学术界形成了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默契:如果对于本土文学现实的阐释未被纳入某种西方话语模式的观照,那么也就意味着肤浅和缺乏学术规范。换言之,采纳西方话语视角和术语体系甚至文风句法已成为文学批评的标准文体格式,于是,我们至今未有独创与稳定的本土学术话语形态崛起也就毫不奇怪了。而且,在当下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邯郸学步”的当代体现———相当多的中国学者假如不依托某种话语模式,也就无法直接思考现实。由此可见,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发生的文化批评转向,不过是长期以来中国文论工作者一直延续的学术姿态而已,类似的转向绝不是第一次发生,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出现,跟着西方文化的月亮走,这就是2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履历,文化批评的转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注脚而已。所以,我非常赞成这样的判断:“现有的文化批评是中国学者依附于西方文化的延续”⑥。
        应该承认,依附于西方文化,这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难以逃避的宿命,也是强势文化霸权的必然表现。尤其是海湾战争以后,我们已经无须再从福柯、赛义德等人的著述中去寻找论证了———美国政府的种种行动比任何理论都更具说服力。结果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表白:“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策略是,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我们首先就要对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有所了解,并且以积极的姿态参与这种论争性的对话,通过和国际学术同行的讨论、争论和对话达到影响他们固有思维模式之目的。”⑦表白者还承认:“当然,这种主动地接近世界所付出的暂时的‘失语’之代价也是不可避免的。”{8}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文论工作者已经是在瞻前顾后之后自觉地提出了一种“由边缘到中心”的生存战略,其实也是一种十分无奈的“文化依附”战略。按照这种战略,中国文学批评必须以国际学术界的兴趣为依据———这个国际学术界喜欢吃牛排,我们就不能吃饺子。实质就是:向强势文化交出话语主权,以获得身份认同。如今,国际学术界开始玩文化批评的游戏了,中国学者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如果你想得到身份的认同,就只有跟着强势话语走。至于这种话语是否符合中国的本土现实已经顾不上了。的确,天资不弱的中国学者太渴望被认同了,可是他们又“不幸”地受孕于中国母性的子宫,生长在一个非英语文化的国度,假如他们以美式英语为母语的话,肯定不会提出顺应国际学术潮流的问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国际学术潮流,就会被别人所顺应。一切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沉重。我想,这也就是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向的隐含意蕴之一:在今日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学者存在着基因性的文化怯弱。
        透过这种文化怯弱,我们还可感受到当代中国学人在学术操守方面的微妙嬗变:随着商业化的世界进程,学术怎样确当地解释与推动本土文学现实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给学者带来的利益———满足自尊心的身份认同。有学者明确主张:“与创作关系过密的文学批评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它不可能成为创作的注解或附庸,而且久而久之,它也终将成为创作者所不屑甚至抛弃。”⑨这样的主张其实是呼吁一种自足性的“六经注我”式的学科建设思路:“批评对文艺素材(问题)的剖析不仅为了最终惠及被观照的文艺对象,而是为了支持某种学理命题或学理框架自身的建构。”⑩如此一来,学术是为了推动实践而存在的传统合法性依据也就被解构了,它只是学者用来获得身份认同的一块敲门砖。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年来,中国的文论界走马灯一般变幻着话语姿态与面孔。这样说也许有些刻薄,但细细寻味,难道不是吗?
        要说文化研究完全脱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实也不确切。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概以《废都》的出版和人文精神大讨论为标志,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价值变迁:其一是文学写作大规模地走向商品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以利润为中心、个性追求让位于大众口味、独创性转化为集体策划、感官刺激代替了细腻的意境等等现象。总之,按照詹姆逊的说法,崇高让位于优美,或者说非审美化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学趋向。其二便是中国的精英派知识分子走向了边缘化:那些坚持精神超越、不屑与世俗合流的理想主义文化人普遍遭遇了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的全面退化。一时间,海德格尔的名句“诗人何为?”成为时代的叩问与写照。也正是在此情势下,文化研究走进了中国学者的思想视野,宣告着文学的时代转型,从而撩拨起满腔的离愁别绪。我们不妨想象,凝望着物欲横流的市场风情,人们模仿着马克思的口气追问:“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弹丸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同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诗史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灭吗?”{11}事实上,诸多精英派学人们正是这样的心态:这是一个文学消失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学批评失去了对象的时代。经历了非审美化的过程,文学已经蜕变为一种缺乏个性姿彩的平凡的人类现象,即世俗的大众文化现象。何况,这一切变化已经不能在文学本身而只能从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索求答案。所以,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批评便自然地取代文学批评而嵌入了学术的版图。
        显而易见,我们不是在分类学的意义上而是在价值论的意义上谈论文学的消失。如果仅就分类学的视角而言,我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少有的文学繁荣年代,这是可以用一系列统计数字来加以证明的。问题是,那些被经典文学熏陶出来的精英文化人坚信:码洋、票房、收视率,包括签名、喝彩、轰动等等都不能作为质量的尺度。他们甚至认为,恰恰由于得到了量化的大多数认同,文学才更加显得可疑,因为大多数总是与平庸密切关联。总之,由于价值观的拒绝,当代中国的文学史也就在某种价值“镜像”中枯竭了,我们视野里的那些仍在喧哗的景象只能被归结为一种定义更宽泛的文化现状,于是,文学史就向文化史转换,与此相适应,文学批评也就向文化批评转换。这种转换当然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它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学人对文学与文化的不同价值判断,具体言之,文学是经典的、超越的,文化则是芜杂的、世俗的,或者说,文学是文化中的精华,而文化则是良莠混杂的。在这样的观念下、就批评的尺度而言,至少发生了如下变化:第一,崇高性、神圣性之类的超越性价值诉求不再是文学孜孜以求的品格。这不是说大众文化的写作一定拒绝神圣,只是说,在写作中神圣与崇高都不过是一种写作效果而不再成为写作的目的。第二,独创性这个传统文学的最重要的价值准则之一也退出了评价体系。复制与模仿成为最广泛使用的文学手段从而成为时代性的文学风格,随之消失的则是与独创性密切关联的个性。由于读者需要的是标准化的娱乐功效,加之批量生产使文学“类像”化,个性不仅无足轻重还丧失了自我表现的可能。第三,真实性,作为文学最古远的价值诉求也同样遭到解构。这也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经典表现之一:“非真实化”。此外,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不再倾心相待,文学阅读变成了等价交换的实现形态。诸此等等,都在使文学与世俗社会更紧密地消融为一体,文学不再是与社会现实天渊之别的梦想家园,而是一种具有明显世俗功利价值的社会文化现实。所以一种诉求更宽容、更技术、更知识化的社会分析与判断的文化批评也就走到了前台。
        当然,文化研究的崛起并不仅仅因为文学价值观的转型,近年来,即使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也有人提出文学终结的话题了。有人从哲学的角度说:文学既然是产生的,它就应该有消亡的可能。还有人从我们以往很少留意的文学存在的技术条件来考察,例如德里达就认为,随着电信时代的到来,文学时代将不复存在。这涉及印刷术与文学的关系、文字与文学的关系、出版方式与文学的关系等等。目前在中国的文论界,有关图像对文字的战争之说,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尽管我们大可不必有一种文学末日的心绪,却不能不承认,文学的社会时空的确是大大萎缩了,由于技术、财富与观念等等因素的今非昔比,已经有越来越多此前难以想象的时尚方式在丰富着我们的情感生活(例如统计显示,人们用于看影视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看书的时间)。种种情况似乎都在暗示,随着大众文化的繁荣,传统的文学从业者确实出现了过剩,反之,在文学替代物的那些领域却不断传递着耕耘的诱惑。因此,我们不妨说传统文学包括批评的萎缩意味着中国文学从业者的集体下岗,那么,文化研究的兴起则意味着他们的集体再就业。
        但是,这一切并不等于我们赞同文学研究的取消主义论断,其理由就在于,第一,即使文学遭遇了时代性的萎缩却并不意味着文学已经遭遇了恐龙般的灭绝命运。亦即文学史仍在赓续,所以文学批评的前提仍然存在。第二,如果依据世俗化的价值标准,那么,文学不仅存在而且在生机勃勃地成长,所以文学批评也就更应该存在。如此一来,当下文化研究的文学性缺席问题也就凸显出来。这也就意味,对于中国的文论界而言,我们需要的文化批评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化批评,在批评的进程中应该强调的是文学的特殊性,而不是空泛地讨论文学与非文学无差异的一般文化共性。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只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2}我认为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文化批评考察。遗憾的是,缺乏文学性的文化观照恰恰在学术界大行其道,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被看作与广告、展示会、足球、电脑等等社会文化景观毫无差别的同类。这种无差别掩盖了我们对文学的深度追问,不难想见,这不仅使文学性进一步稀薄化,也将进一步使批评与实践产生隔膜。“其结果是,文学家在管理一切,就是不管文学自身。”{13}或者说,“在文学的文化批评过程中又使文学批评回到了单纯的社会学批评的视域,忽略了文学特性的关注与研究,从某种视角观之,似乎是以文化批评取代了文学批评,其实是文化批评消弭了文学批评。”{14}
        可以说,对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合法性质疑,这是中国当下文化批评面临的最大危机。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文学性的缺席,这并不是文化研究所引发的新问题而只是由文化研究所引起我们特别重视的老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文论界一直处于一种思维的暧昧状态,即把对文学的阐述与对文学的文学性阐述不加区别地看待。人们总以为,文学性是一种不受考察者主观影响的纯客观的事物固有属性,例如说,《红楼梦》的文学性就是《红楼梦》的固有属性,而与它的处置者无关。不过事实却并不尽然。实际上,事物究竟有何属性取决于事物与考察者或者说处置者之间的一种合成关系,在特殊条件下,甚至主要取决于处置者的主观态度。就《红楼梦》而言,只有人们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处置时我们才能认同其文学性,如果人们把《红楼梦》当作枕头睡觉,它就具有卧具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便是由处置者主观态度造成的)。所以,并不是任何关于文学的阐述都是文学性的阐述。一般说来,文学性是指文学所特有且区别于非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一旦如此,我们就不难发现,目前关于文学的许多阐述都是非文学的阐述。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论界一度迷恋文学内部规律的寻觅,在逻辑上不可谓不雄辩,可是后来这种寻觅却不了了之。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绝对地拒绝非文学性,那么文学理论本身也将面临严重的学理贫困。
        所以,我觉得在文学性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更有张力。亦即,在当下由文论界承担的文化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应该警惕文学性缺席问题,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对于文学性的过分苛求。此外,我们还应该想象,随着学科的拓展,还可能出现一种整体脱离文学性的文化研究,这种研究是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对于文学现象的研究,因此,就学科属性而言,我们也就不能要求它与文学性硬性地联姻。
        也许,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当下的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批评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态度问题。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可以说批判的立场是一种主流态势。在现行的文化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时刻感受到评述语词中流露出的种种敌意:平面化、非真实化、深度消失、美学的贫乏、幻觉文化、感官刺激、娇俗、滥情、逃避崇高、虚假承诺……不一而足。已有人指出:“现有的文化批评扮演了与现代社会冲突的工具化角色。在文化批评中,我们以西方对于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方式来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偏颇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批判的姿态是西方的工具化与世俗主义。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相对于过去的封建制是一种进步,简单地用西方的话语与姿态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是一种错位,它与上升时期的现代社会会相冲突的。”{15}此论甚切。但我以为,还应该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作进一步探讨。
        中外文学史均向我们显示:“诗人不醉心于预言,不负起智者的使命,这样的时刻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16}公元前5世纪左右,在古希腊文学史上爆发了著名的诗人与哲学家之争,争论的实质就是话语权问题:“不论是哲学家指责诗人们假聪明和明显无知,抑或是美学史上经常称颂诗人善于以恰当的形象体现非凡的真理,反正无论是哪种情况下,双方都自诩能够揭示生活的真谛,这本身就包含着妒意和相互指控的动机。”{17}“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均是力图在人类活动的领域内捞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即统治者的地位。”{18}这些史学家的评述特别意味深长。它给人启示:文化人也是人,从事“灵魂工程师”的职业并不必然就是圣人。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文化人在维护某种神圣的价值并非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利益,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超越凡俗,才能确立他们高高在上的“人师”身份,才能获得优越的生存感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的书斋思辨生涯,已经使精英文化人适应于超越性的思维方式,适宜于绝对圆满性的幻想,习惯于超凡拔俗,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自己是人民之子,但他们心中的定位是普罗米修斯那样的拯救人民、引导人民的儿子,而不是所谓“媚俗”的儿子,总之,他们已经无法以凡人的姿态生活了。坦率地说,要想精英文化人认同世俗的大众文化,就如同要帕瓦罗蒂去唱京剧,绝对是自杀性的决策。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今的文化批评为何总是对于大众文化或者世俗价值满怀愤慨之情。 
        这也就意味着,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文化批评还缺乏心平气和的学术姿态,具有强烈利益倾向的价值态度在主导着学理的认知,结局是很容易走向浮躁的。大约自维特根斯坦以来,有关神圣性之类的价值信仰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不可言说的问题了。这并非说我们要拒绝信仰而是说我们要拒绝把信仰当作根据。例如,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信仰阳春白雪,所以非阳春白雪就是垃圾,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一条公理:文化人的口味,就是文化的价值标准。况且,作为学术判断,还有一个“道德评价优先”还是“历史评价优先”的取舍问题。众所周知,后者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说过:“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19}一旦我们接受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就不难想见,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正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向。既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反思一下对大众文化的歧视态度了。近年来,我们还注意到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这种定位宣称,知识分子并非指工程师之类的以专业知识技能为自己谋生的脑力工作者,而是作为社会的良心,超越私利,通过独创性的思想发言,捍卫公共利益,对社会的弊端进行不懈的批判的人。应该承认,在当下文化批评的字里行间,我们确乎看到了这种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形象。毫无疑问,批判是需要的,不过,批判并非全部,文化更需要的是建设,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文化姿态。我还想补充一点:一味的批判有一个最大的虚伪圆滑之处,就是永远有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一点,恰恰也是需要批判的。 (罗 宏)

(载于《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①④{1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科学术前沿报告”课题组:《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扫描》,《新华文摘》,2003年第8期,第105页。
{2}黄应全:《大众化的想象与精英化的现实》,《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第5页。
③⑦王宁:《全球化与文化:对峙还是对话?》,载王宁编《全球化与中国: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第6页。
⑤⑩罗宏:《当代文艺批评写作的虚拟化迷失》,《文艺研究》,2003年第3期,第36页、第33页。
⑥{14}{15}上海作家协会理论组:《关于文化批评在中国可行性的讨论》,《粤海风》,2003年第4期,第13页、第14页。
⑧⑨王宁:《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理论的国际化》,载王宁编《全球化与中国: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75页、第274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4页、第91页。
{16}{17}{18}吉尔伯特和库恩:《美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0页、第11页、第1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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